人杰程仲昭

程家大院，人丁旺者，当属十九世程老三（名开先），生有三子，程仲昭即其长子，下辈达男丁八人，后多单传，二十二世为九人。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程门历代，都重教育，德行天下，因而名人不断涌现。明正统七年，四世程景方（大院程氏直系亲程景商的堂兄）赈粟千石（相当现在36万斤），被称赈荒义士，明英宗下旨命官府在北街专建牌坊（年该牌坊被迁移至烈士陵园）以彰其功；九世程时建，嘉靖年间举人，任四川成都府通判署知府；十一世程必昇（居老城杨洞巷），于清初即中进士，任山东栖霞知县二十多年，在任期间还始终坚持“闭门读书，不见官长，著有白石堂诗集”；十二世程象辂为清代河南河阴知县；十五世程有觉为清代河南通许知县；十六世程维权（仲昭高祖父），字衡堂，贡生，为人忠厚，以德传家，扶弱济困，邻里有名，“有戚不能蔽风雨，为置房院以居之”，有“无力应试者，必竭力佽助”，“世历五代，书香继续，有登甲科者。福善之极，非偶然也”；十八世程振声（仲昭祖父），字蜚先，贡生，学问扎实，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曾赏识振声文采，欲任用，让他专事教子，而被振声以家母年迈，孝亲难离为由，婉言谢绝。其实，振声既是孝子，也是严父，他严教子孙，也同样是乡里有名的。由于仲昭伯父（啓先）生父（开先）都去世早，仲昭兄弟五人随后凭叔父（际先）一手包揽、资助，而全入正校读书。因际先严管并督导有力，五子皆学业有成，拔萃者有仲昭成为表率，入仕途，政绩显赫，为程门带来了荣耀。

程家大院一代又一代，名人不断涌现，是严教子孙的相应回报。现将近现代，程家大院三辈连出三名人：程仲昭、程小城、程万里的情况，分述于后。

程仲昭（二十世），字朗川，别署“坞樵”，书斋名“艺梅轩”，是“诰赠朝议大夫”程开先的长子，同辈排行老二。生于咸丰八年（戊午），即年农历7月17日（据程仲昭会试朱卷），逝世于年（民国17年，戊辰）农历闰2月19日。

程仲昭在清光绪五年（己卯年）以乡试第十六名考取举人，光绪十五年（己丑年）以会试第一百零七名考取贡士，继以殿试二甲一百二十二名考取进士，初绶安徽霍山县知县，后任安徽盱眙（现在江苏境内）知县，“署巢县署泗州卫守备花翎直隶知州升用知府”。

光绪末年，仲昭弃官归里。宣统二年（年）八月，任韩城县商会首任会长兼盐局总理，直至逝世。年兼任韩城县议会副议长。随后，整理完成《程族八甲分支谱》，以石印告成。年至次年5月，编纂完成《韩城县续志》（后人也称“程志”），该志书于年出版发行。

仲昭一生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多个朝代，并身经“百日维新”、“甲午风云”、辛亥革命等世变大事，晚年弃官，为故里效力，促地方发展，以续志问世、文墨丰硕享誉韩原，。仲昭饱经风霜的复杂身世，编织出了他的多采人生，也给后人留下一些颇带传奇色彩的故事。

程仲昭一生，先后娶妻五房。首妻，乃本地井溢村名门闺秀师氏，虽温良贤惠，但命运多舛，婚后不久因病离世。

随后，仲昭续弦王氏。王氏家与程家是斜对门。当时论富，论门楼之高，王家都在上。所以与王家结亲，曾颇费周折。王氏聪明能干，淳朴中带点泼辣，从性格互补上倒也博得仲昭喜欢。但头次提亲，并不顺利，在王氏眼里觉得，仲昭长相一般，又是家道还不如自家的穷书生，凭什么打动芳心呢。可是仲昭性格内向，有执拗的一面，一心想娶王氏。经三番五次软磨攻心，终于说服了对方。其实，王氏对男方也有中意处，仲昭从小刻苦勤学，品学兼优是周围出了名的，谁不知“从小观大”、“学而优则仕”的道理。王氏心想，仲昭似带官相，嫁给他兴许前程似锦。于是应了婚事。

随后，程家不断加速门第更新，并超过王家，程家终于扬眉吐气了。世间的机缘巧合，矛盾相促，诚然有趣。

新居新婚，双喜临门，程家大院，如日中天。后来长子出生，取名念曾，又名新祎。

婚后有贤妻打理生活，仲昭便一心扑在苦读诗书上。

世无永顺。几年后，却遇年馑，光绪二年因大旱，秋粮薄收，麦未下种。光绪三年，情况更糟，韩原大地，“赤地千里”。光绪四年，韩城“夏粮颗粒未收”，“留人不足十之三”（据市志）。

程家大院老小，在这连年旱灾中，凭着互帮互济，紧衣缩食，苦渡难关。最严重时，同别处一样，也加食“榆树皮、蔺根面”，勉强维生。

仲昭的伯父（啓先）和父亲（开先）未能熬过连年大灾，相继离世。好在仲昭有志，有叔父扶助，荒年未废学业，终于苦学得报，于光绪五年考中举人。

转眼到了光绪十五年，在那面临快要上京迎考的日子，仲昭却总是闷闷不乐。问之，原知并非惧考，只是为经费发愁。说也是，经过连年灾荒，家财腾空，上京赶考，用银缺口很大，怎不犯难。

在此节骨眼上，王氏心生一计，她想到为人仗义的舅父，必可救紧。于是由王氏出面，向吉剑华（本名吉灿升，城内箔子巷人，咸丰年间官至山东泰安府盐运使、按察使）求助，吉剑华答应得倒也爽快。

但是，吉剑华并未当即给钱，而是拐了一个弯儿，他先把甥婿安排在一个安静院落，让其闭门读书，剑华有时也一旁作些辅导、指点，并亲授社交礼仪常识。如此过了一个月左右。然后慷慨施银百两，送他上路，并勉励甥婿沉着迎考。看到內舅如此苦口婆心，指点迷津，大大方方帮助自己，又如此细心安排，其良苦用心何在，聪明的仲昭早已心知肚明。

仲昭多年寒窗苦读，没有白费。光绪十五年（即年），他上京赶考，喜中进士。

程门故事多，先前清代状元王杰（—），曾娶妻程氏，其传说在韩原流传已久，而实事就发生在离古城很近的庙后村，该村程氏就是本族八甲的一部分。

谁曾想到一百多年后，程家大院又冒出了新鲜事：另一段奇缘---程仲昭与袁世凯堂妹袁保龄（清代名臣，先后任内阁中书，官至“二品顶戴”）长女袁世慧结亲的传奇故事。

那是年，已过而立之年刚委官上任的仲昭，有一次去某地看戏，无意中碰到了同时看戏的袁家某人。某人观察仲昭许久，只觉眼前这人很怪：别人是占好位，图看戏痛快，此人却在偏角处对看戏漫不经心，并且身带一书，还时不时地低头翻阅。袁某人便上前问之，原知，这怪人籍非本地，对看异地戏剧兴趣不大，而看书则痴迷成习，已积习难改。这举动倒是打动了那人，只觉眼前这嗜书成癖的怪人，实不多见，愈觉奇遇难得。某人是有意而来，便与仲昭深入沟通，拉远说近，最终鹊桥成事。原来，袁保龄侧室刘氏（封一品太夫人）所生长女袁世慧（长辈称她慧儿）正需觅婿，派人四方打听，这边仲昭的怪相，反而恰成目标。后来，仲昭被引见袁家大人，知根知底后，对方认为比起自家程门虽不十分显赫，但也是书香门第、富庶人家，关键是男方知书达理、前途无量，便提亲酿事。两姓联姻，天作之合，顺顺当当，水到渠成。一切妥善后，两家择了吉日良辰，很快于仲昭任内，在当地隆重地完了婚。

这个“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真实故事，被街谈巷议，一时传为佳话。

天缘作合，世泽流光。仲昭婚后与袁世慧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日子和谐，生活开心，当年袁世慧喜生一女，取名小翠，长得楚楚动人。令人惋惜的是宝贝命薄，十三岁那年不幸夭折。失去掌上明珠，对仲昭和世慧打击不小，竟成他们终其一生永远也抹不去的一个阴影。

官场离不开文房四宝，徽笔、徽墨、徽纸早已享誉全国，而徽墨更为全国之冠。仲昭正是抓住在当地为官这天时地利之便，而享了多年名墨福。也使他打理案牍、施展文采如虎添翼，为其传世墨迹增色不少。

仲昭使用的仿古名墨，既有使用价值，又有欣赏价值。他的仿古藏墨有光绪十二年崔焕章署名墨、“龙翔凤舞”（圆柱型）墨、“松滋侯”、“艺林珍赏”、名联墨等。这些墨，材质精，工艺细，墨面浮雕图案凹凸有致。有的敷金，光彩富丽。无论墨形或图饰，无不恰到好处，令人赏心悦目。面对这些高级名墨，大概一般人真有奇墨供欣赏珍极不敢用的感觉。

仲昭爱墨若子，收集仿古墨宝是他的特别爱好，他到任后不久，就在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农历二月，他曾以官人身份定制了一批精墨，并将“龙门朗川”、“光绪甲午仲春”嘱制于墨锭上。这些墨宝，如影相随，亲密地跟了他一辈子。

盱眙县志有段记载：“高等小学堂官立，在城内宣化坊，就已裁泗州卫署改设，光绪二十九年由知县程仲昭开办。以书院宾兴、卷烛费、旧有田租、滩租等项为常年经费，学生三十六名。”这是仲昭政绩点滴之一，不足为例。他曾任两地（霍山、盱眙）知县，最后官至知府，为官十五年之久，诸多方面已不便考察了。

甲午风云后的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导致了随后发生戊戌变法，即“维新变法运动”，虽“百日”而终，但对清政府冲击却不小，从此腐败的满清政府已面临四面楚歌、摇摇欲坠的局面。身为一介小官的仲昭敏感地察觉到前景并不看好，便有了弃官归里的念头，并日益强烈起来。

这一时期，也有想法另类者，韩邑程族八甲的程定邦（十九世，韩城古城南关东侧的庙后村人）也是为人仗义、曾捐款赈灾的乡贤小名人。光绪三十年废止科举后，他独闯南方，曾谋到盱眙候补知县的职缺，但时局动荡，终未入职，后任江苏常州府典史，在外熬过十多年岁月，暮年方归。

人各随心，仲昭可没有乡贤定邦那类一心奔波的意愿，他只慕放翁，心追“坞樵”，一意已决，便在光绪三十四年，毅然解下印绶，辞官返里。

归里谈何容易，那段启程的日子，如何忙迫是可以想见的。仲昭携妻带婢，乘轿雇车，送人运物，好不紧张。有谓：“置家容易搬家难”，何况官家东西多，那贵重用具、文房四宝，加上特产杂品，数千里运程，路遥遥，天长长，日夜兼程，大家一路奔波劳顿。不知走了多少天，终于回到了故里韩城。

回家时，迎接仪式异常隆重。五顶大轿，尊卑有序。袁世慧独为红轿，其他为蓝轿，阵势浩浩荡荡，迎接的、送行的、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占满了长长的新街巷。在鞭炮齐鸣中，乘轿者，一一落轿，随后徐徐踏毯入门。不同者，唯因袁世慧身份特殊，既是首进者，而且不落轿，专由轿夫抬着直进大门，过扇屏门（平时不开）进院中才落轿，礼遇特别，尊贵可知。

从此，程仲昭身份一变而为地方绅士。有妻室伺候在侧，有婢女端茶送饭，有乡友开始往来，仲昭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还算安闲自在。

袁世慧是河南项城人，初到新地，多有不惯，听不懂韩城方言，初次还曾闹过笑话。好在她聪慧好问，学中渐知，很快就入乡随俗，融入程家氛围，并因知规懂礼、举止大方、善于理事很快成为人见人爱的熟家人，周围人都尊呼她“袁姑娘”。

此时仲昭长子新祎已临不惑之年。因王氏对独苗的从小溺爱娇惯，任由个性发展，反害了孩子。使新祎养成了公子哥的一些不良习气，以致而立之年而未立，无所作为。仲昭多年在外缠于官场，过问太少，此时也有些自咎。

为了孩子前程，袁世慧出了几千两银子，给新祎捐了一个官，并给足路费，让他出任“九江盐务大使”。岂料，这一招棋也不是好棋。新祎本不是当官的料，也不想进什么衙门，当什么官。一路上心情复杂，精神恍惚，不慎钱物遭盗丢失。眼看无法再上任，他只好原路返回。袁世慧见新祎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顿觉奇怪，问之，才知原由，还欲继续追问下去，新祎委屈地说：“官场有什么好，父亲都不做官回老家，偏叫我上什么任，是何道理？”一句反驳，倒使袁世慧不好作答，只好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吧。

后来，新祎自觉不可再混日子，就找了收烟酒杂税之类的差事经受锻炼，又雇杨兰亭一旁协助指点，干了一阵子，新祎确有点小进步，能自食其力，家人为之高兴。借此机会，新祎被安排在餐馆当下手，有了新的事干，那一段新祎终于步入正道。

在仲昭所处的封建时代，允许一夫多妻。仲昭在归里后，于年娶扬州大户人家出身的既贤惠又能写善画的方氏为妻。六年后又娶了南方人李氏。后娶的两个夫人，各生一子。方氏之子，即仲昭二儿，取名景曾。李氏所生老三，名述曾。这两个儿子在大院同辈中分别排为老七和老九。

仲昭长子新祎头妻吕氏，死得早，后娶北关杨家女，无子，后又娶薛曲村王氏。仲昭次子景曾，娶妻廉氏（薛庄人）。述曾娶妻党招贤（党家村人）。

宣统元年，清政府借鉴西方一些做法，令各地成立商会，以促经济活跃发展。韩城遵令，经各方努力，于次年八月成立了县商会。程仲昭因系当地知名绅士，又是县商会筹划人，就被选为第一任会长。会址设在古城解家巷。

为符合商会规章精神，在商会成立的同时，在古城南街坐西向东开了个餐馆，起名“福寿园”，后改称“庆寿园”，有韩原小吃，兼带黄酒。程仲昭名义上是餐馆大掌柜，具体操办则由手下人一一完成。

借此机会，新祎被安排在餐馆当下手，有了新的事干，那一段，新祎还算混得人模人样。

由于经验不足，经营吃力，后来庆寿园改由程端甫（新祎二儿）和王鹤亭合作，改名“庆春楼”。后又改名为“重庆楼”，由端甫独办。这算是仲昭过世好多年后的事了。

仲昭的堂弟仲椿（字幹休，二十世中排行老七），也曾于民国十四年和丁家在古城北街合开了“雅气园”，经营炒菜，兼带酒类，后来仲椿因故退出，手续相清后转由丁家独办。再后来，丁家又转让给赵浪亭，赵浪亭又花样翻新，更名为“醉仙居”。

民国时期就是如此，政界斗争激烈，社会复杂，“城头变幻大王旗”，商界也似走马灯和万花筒，更来变去，欲稳定从业，那是难上加难。

年，程仲昭兼任韩城县参议会副议长，更添忙碌。

年至年，历时九年，程仲昭完成了续修韩邑程氏谱的工作。他在首谱（程必昇撰于清康熙二十七年）、继谱（十五世程聿候撰于清乾隆十年）的基础上作的第三次续谱（名为《程氏八甲分支谱》，前有“弁言”，后有“跋”，还详列谱别、名宦事迹、功德职官科名录、族贤列传，谱余记录等。这些资料后石印成册，在族中流传。它不仅对研究氏族史很有价值，而且对研究韩城地方史也有一定作用。

年，仲昭受时任韩城知事赵本荫之托担起编撰韩城县续志的重担，从该年10月始修，至年5月完成，次年出书。全书四册，四卷，八万余字。

据老人讲，民国十四年（年），土匪段懋公攻入韩城古城，放抢三天，肆意劫掠，为避横祸，仲昭曾在妻娘家，即斜对门深宅里，躲避过一阵子。

已逾古稀之年的仲昭，受累于连年写作和兵荒马乱之苦，加上家事缠身，健康每况愈下，终于病卧不起，于年（戊辰）农历闰2月19日辞世。这时他已有三子四孙，真是在儿孙满堂中含笑九泉的。

一代德高望重的长者和地方名人过世了，在程家大院，犹如天塌，算最大悲事。由于逝者多年任商会会长，丧事便确定由程家料理而商会参与主持，其隆重之程度，韩原再无先例。为顾及摊子大、客人多，还将起灶和宴请特意设在南营庙内。出殡那日，阵势非凡，送丧犹摆长龙，事大震惊周边，来客有数百之众，光宰猪就十六条，佳肴酒席达几十桌，挽联收到不少，杂礼更是无数。

那时，最吸引眼球者还在正庭，只见幢匾盈宅，礼仪隆重，布置肃穆的灵堂两侧有挽联：“憶昔趋庭闻诗闻礼；於今想像见羹见墙”，寄托哀思，深沉生动。一旁显眼处更有高大的铭旌熠熠生辉，只见中部是庄重的扁宋，书着逝者生前官衔和评辞，旁还署有刘华（进士，三品衔，吏部郎中，湖南岳州知府）大名，原来这铭旌是请衔于名人而特制，实乃礼中之首，压阵尤物。凡吊唁过往者，莫不肃然起敬。

逝者去矣，浩气长存。

虽盖棺论定，仍难免异议。程仲昭同邑、同登甲科老同学吉同鈞，曾作挽联一幅，兼挽兼评，直指遗著：“一手独裁成邑志，千秋事业留后评。”显然，吉对程是敬重的，然而，对其作品—续志，又是不满意的。当然，对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地看，有辩证，而不绝对。就仲昭角度，衰年挑重担，既力不从心，又条件太差，时短力薄，压力够大，可是，他仍然作了蚕老丝尽的最后努力，他毕竟交卷了，毕竟填补了韩城历史的一段空白。

年出版的韩城市志，是后世众志成城的杰作，它对续志作了恰当概括：程志“其特点是选材严谨，体例较新”，“尤较前述各志清晰悦目”，“体例较前诸志更臻完善”，总算是一部“体例条目清晰、质量较高的续志”。此乃后评，一个公正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