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

一场长达23年的抢救

首度揭密

一段跨越十个多世纪

关于千年瓷窑——长沙窑的传奇故事

现如今，说起位于长沙望城县铜官镇瓦渣坪一带的长沙窑，几乎人尽皆知。但是半个世纪之前，湘水边上，这个因遍地残瓷碎片而得名瓦渣坪的小地方，并没能引起人们的注目。长沙窑也险些在历史的变迁中与我们失之交臂，大量国宝流落境外，千年古窑危在旦夕。

多年之后，风华绝代憨小二深入古窑遗址，并经过多方走访、求证，千年瓷窑即将拉开神秘的面纱，考古工作者发掘长沙窑的传奇经历也将被首度揭密。

从长沙沿湘江北上60里水路，视野豁然开朗，这片水域便是石渚湖与湘江的交汇处，东岸从望城县丁字镇石门矶,到铜官镇誓港一带被人们称为“十里陶城”。小镇铜官在这山环水绕之中孕育而生。

这座因水运便利而繁华起来的古镇，自五帝时期就从舜那里继承了制陶的传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曾有陶家千余户沿河而居的记载。

在石渚湖流入湘江的交汇口有一片三角形的平坦地带，铜官当地人祖祖辈辈传下来一个地名——瓦渣坪。

当地人都说他们从小就见到这里堆积了厚达几米的残瓷碎片，于是就跟着祖上传下来的地名喊，究竟这些堆积是从何而来，他们不得而知。

50年前，铜官的百姓不曾想到，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一堆废瓦片的地方，曾写就了中国古陶瓷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年底，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了。当时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大部分工作人员仍在忙于清理和发掘古墓葬，接到中央通知，文管会立即确定调出人员，分小组向长沙周边进行地毯式普查。文管会的年轻小伙子戴亚东，刚刚从北大考古人员训练班第一期毕业不久，他领着一支普查小分队向长沙的西北方向进发。

此时，戴亚东带领的这个小分队有个特别的任务，寻找一个史书上记载的位于长沙西北方向的古窑遗址——岳州窑。

陆羽《茶经》四之器中载：“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

根据陆羽的记载，岳州烧青瓷茶碗，并且品质一流，当时其他的瓷窑在这一点上都要逊色于她。史书上记载，岳州窑可能在湖南省湘阴县城关镇一带。

普查小组在出发之前，早就听闻岳州当地口头流传着“湘阴是个万窑窝，未有湘阴先有窑”的说法。

戴亚东小组这次的普查任务，正是定位岳州窑的准确位置。就在他们奔赴古岳州地区途径望城县丁字镇附近时，听到了当地一则名为“邓满降龙”的传说。

相传,年幼的邓满和他的发小少白同在石渚湖玩耍，不料少白竟捡到一枚龙蛋。

少白吃了这个龙蛋之后，居然化身为龙，欲将铜官搅成汪洋大海。邓满为了拯救周围几千居民，上峨眉山学习法术。

后来少白变成一条火龙，但是被邓满施法锁住，于是开始努力挣脱，一摆尾巴打出个水潭，就是现在的铜官潭。邓满见状，将其囚于山上。

因为山上没东西吃，火龙就开始吃陶土，后来死在那里，成为了龙窑。

百姓都说，少白的龙身变成窑身，吃下的陶土变成了陶器。附近的居民受到启发，将高温烧制陶器的传统延续了下来，最后发展成陶瓷产业。

后人为了纪念这条龙，就在铜官南端的东山寺庙立了座少白龙王像。传说神案下面有一口水井，与海相通，永不枯竭。

这一则关于当地龙形瓷窑的传说，立刻引起了戴亚东的注意，他带着小分队随即展开走访调查。

铜官当地确实一直保留着烧瓷的传统，东山上也确有一座香火旺盛的少白龙王庙，但是传说中少白化身的龙窑却始终未见其踪影。

难道神话故事是子虚乌有吗？

戴亚东带领的调查小组出发两周之后，湖南省文管会突然接到铜官打来的电话，电话中戴亚东传来捷报，距长沙五十余里的铜官镇瓦渣坪发现大量带彩瓷器的标本，数量惊人，然而这个地点并非史书上所记载的岳州窑所在地。

那么铜官的这一发现，难道是出现了史书上从未记录过的一个窑口吗？

在铜官当地人看来不足为奇的残瓷碎片，让调查小组的成员们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只搞过墓葬清理和调查工作的考古人员，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规模的瓷片堆积，并且堆积层中有大量烧瓷匣钵的残片。

匣钵就是在烧制瓷器时包裹在器物外面的保护层，凭这一点足可以说明，这些瓷片就是在此地烧制而成，并非是人为的倾倒或者是丢弃至此。

这一次，戴亚东小组的偶然发现揭开一段从未触及过的历史。

年冬，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在筹备国内第一个中国陶瓷史的系列展览，这项任务交由陶瓷组专家陈万里、冯先铭和李辉柄来完成。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刚刚起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除故宫本身的收藏以外，大多是从各省市文博部门拨来，或者直接从诸如京城琉璃厂这样的古玩市场淘来。专家们手中的器物和标本，根本不能将中国的古陶瓷历史串联起来。

正在三位专家来回奔波于全国各地寻找窑口标本和实物来充实展览时，故宫博物院接到了来自湖南的一封电报。

湖南文管会发现这个窑以后，只知道陶瓷的东西很丰富，褐绿彩的东西很多，所以报告给故宫博物院。

接到这一消息后，时年64岁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带着他的学生冯先铭和李辉柄，立即赶赴长沙。

当北京的三位专家乘坐的小木船，行至湘江与石渚湖的交汇处时，眼前的一幕令三位见多识广古陶瓷专家惊呆了。因为他看到的是，残瓷碎片堆满了整个河滩。

当地居民养鸡、喂狗用的都是长沙窑的瓷器，做泡菜、装米的坛子和罐子，也是古陶器，甚至小孩子用绳子把瓷器绑成一串在地上拖着跑，叮呤咣啷的响。三位专家定睛一看，这些瓷器都是宝贝，多到用汽车拉都拉不完啊。

当专家们把当地百姓手中较为完整的器物收集起来，从釉色、造型和质地上分析，铜官出土的瓷器，与他们先前在国内和国外看到的釉下褐绿彩器物几乎一模一样。

经过仔细地辨认，专家们确定这个窑口并非岳州窑，尤其是其烧制的釉下彩瓷是区别于岳州窑青瓷的最大特征。由于规模最大的堆积层就位于铜官镇的瓦渣坪，专家当即给这个窑口定名为铜官窑或者是瓦渣坪窑。

但是专家们在遗址内找到的完整器物，非常之少。

留在长沙窑遗址的瓷器，都是废品，没烧好的残次品作为废品丢弃的，好的瓷器都出口了。

湖南长沙的唐代墓很多，但是出土的长沙窑的好的带彩的瓷器不是很多，反而湖南之外倒是很多，所以说明长沙窑是外销的。湖南长沙窑的瓷器，在唐代就是专门作为外销的瓷窑烧造的，这在唐代是最早的官窑。

因为出土的标本和先前在国外发现的中国外销瓷器完全吻合，这一次的调查，北京专家确认，这个窑口是一座以烧制外销瓷器为主的瓷窑。

但不凑巧的是，三位专家的铜官之行偏逢连日冬雨。因为急于筹备展览，三位专家只在瓦渣坪停留了两天，但是他们仍带回了一批包括瓷枕、玩偶、壶瓶、茶盏等器形在内的珍贵标本。

虽然没有展开系统发掘，这一批标本的收集为他们日后调查和研究铜官窑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两天之后，离开瓦渣坪的专家们清楚地认识到，窑址的规模绝非他们看到的那一角。

一年之后，曾亲临遗址发掘的冯先铭借在长沙之便，又到瓦渣坪做了两天的调查。

根据两次调查，冯先铭写了一篇调查，把在铜官窑的收获都总结在里面。主要是长沙窑的烧瓷历史，另外一个就是长沙窑的釉下彩绘。长沙窑的特点和最大的成就，就是大量的使用釉下彩绘来绘画瓷器，这是长沙窑的一个首创。

之前的研究表明，釉下多彩在唐代之后才开始广泛运用。而这个窑口的发现，证明在盛唐时期长沙窑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烧制釉下多彩瓷器，这，是一个惊人的创造。

从解放前到年，国内外发现的大量的同类型瓷器终于找到了娘家。

在后来的调查中，因为铜官隶属长沙地区，最终将窑口的名称确定为长沙铜官窑或者长沙窑。

中古时期的长沙窑先民烧造了如此绚丽的瑰宝，一千多年后，她再次以婀娜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回到北京后，冯先铭很快在年的《文物》杂志第5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二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

文中特别谈道：铜官窑瓦渣坪烧制的瓷器，它所采用的装饰方法超出了当时的一般规律，突破了传统的单色釉，烧成了青釉带褐绿彩的瓷器，在一件瓷器上面出现三种颜色，在一千年以前能够用三种不同金属烧出三种不同色泽的花纹，这一成就应当予以极高的评价。特别是褐绿都是釉下彩，尤其难得。

之后，中国陶瓷史展览在香港和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唐代的重要外销民窑——长沙窑。

由于巡展，又有更多境外的长沙窑瓷器流浪儿找到了自己的娘家，长沙窑这个名词也在文博界被广泛地叫响开来。

就这样，一座隐于民间，规模巨大的千年古窑在地毯式普查中被发现，被正名。她在中国瓷窑中的地位，就是以釉下多彩和最大规模的外销瓷窑而闻名。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陶瓷学会副会长李辉柄先生认为，在唐代有一个专门为了外销而烧造的长沙窑，在陶瓷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手工业生产都是小户人家。而且在长沙窑那么大的范围来生产大量的外销瓷器，这在唐代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中国瓷器历史和外销瓷器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年长沙窑的发现，尽管对于中国陶瓷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除了在文博界，专家们没有将这一消息对外公开。

因为遗址区域之广、埋藏之深是在那个阶段尚未明确的。也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古机构暂时无力组织大规模的系统性发掘，唯一能够采取的保护措施便是尚不公开、保持原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窑被发现的消息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样一座巨型瓷窑，尤其是大面积裸露于地表的瓷片，该如何来保护呢？千年古窑还有多少埋藏于地下的秘密呢？

上个世纪60年代的香港，古玩商店鳞次栉比，很多都是解放前，因为战乱从大陆迁至香港的。香港迅速成为了中国文物流向海外的集散地。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文博单位——北京故宫博物院，经常派遣工作人员前往各地搜集遗落民间的珍贵文物。香港的古玩市场是他们地毯式搜寻的重点之一。

60年代初，风华正茂的耿宝昌是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的一名陶瓷鉴定专家，出道于北京琉璃厂敦华斋的他，炼就了一副古瓷鉴定的火眼金睛。这年，他被公派到香港的古玩市场寻觅珍宝，刚进市场，所见情景让他大吃一惊。

古玩市场上摆了一大片卖古陶瓷的地摊，一个大的拴着一个小的，买一送一。耿宝昌问这批瓷器从哪儿来的，摊贩们都说是湖南来的。

耿宝昌从事文博鉴赏几十年，眼见手模过的瓷片、器物不计其数。但是如此大批量的同类型文物竟然出现在香港市场，成为地摊货，这令见多识广的耿宝昌，也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耿宝昌耐心一一打听，店家都说是从湖南而来。他回想到，故宫博物院的库房里，有一批标本在诸多方面都和眼前的物件完全一致。这批标本是十年之前陈万里等专家从湖南收集而来，窑口正是位于湖南长沙的铜官镇。

不祥的预感闪过耿宝昌的脑际，难道，铜官窑被盗了？

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仍然担负着艰巨的墓葬清理工作，33岁的周世荣是湖南省古墓抢救工作队的一员。

这年初冬，一则“湖南唐代瓷器出现香港古玩市场”消息传到省内，文管会上下一片忙乱。此时，周世荣正在整理零陵菱角塘的商周古文化遗址。

这天，他接到一个紧急任务——立即赶赴望城县铜官镇抢救古窑遗址。

年冬季，铜官镇大兴水利，石渚湖引流改道，湖畔的古窑遗址危在旦夕，加上遗址内的器物已经大量外流，抢救工作刻不容缓。

周世荣带上一个工人就出发了，然而到达后看到的景象让周世荣目瞪口呆。

古窑址已经被挖得面目全非，附近的农田也不能幸免，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挖得深达四米，积满了雨水泥巴，遍地都是碎瓦片、瓷器。

历史是如此伸手可及，偷盗和随意破坏每天都在上演。

古老的文明成了孩童手中的玩物，千年珍宝成为百姓家里油盐罐子。更紧迫的是，用来修筑堤坝的都是混着瓷片的泥土。

当地群众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周世荣想尽办法挽回损失，但毕竟势单力薄，即使捶胸顿足，也无法立即扭转局面。

由于人手不够，三天之后，周世荣和同去的工人只用箩筐挑回来两担瓷器。他心里却清楚，古窑深处还有大量的珍宝。

然而几年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下放劳动，周世荣携妻儿插队到零陵的江永地区。考古工作陷入停滞状态，长沙窑的发掘也被搁浅。

千年古窑再次面临危机。

直到9年后，年3月的一天，顶着初春的寒意，一支特发掘工作队才组建完成，赶赴望城县铜官镇。

这是一支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组成的联合考察组。

到达遗址，队员们看到的是比60年代伤痕更深的长沙窑。

盗掘古窑的人已经挖出一条专门的通道，通向位于深处的窑址。这次调查被明确为主动性发掘，目的在于全方位地对长沙窑遗址实施保护措施。

这张照片是年长沙窑发掘队在遗址拍下的，画面中这个气势如宏的长龙就是被盗窃后暴露出来的龙窑。

现今，该龙窑已经被保护起来，位置就在谭家坡山体南面，窑址方向正南向北，总长41米。能清晰地分辨出窑头、窑床、窑尾三大部分，火堂、火门内还有匣钵留存。

如此规模宏大的唐代龙窑遗址，实属罕见。这座大型龙窑，在年被定名为“谭家坡1号窑”。

年，戴亚东在此地听闻“邓满降龙”的传说，今日终见真身，少白龙王重现江湖，千年的神话,果真在铜官被印证了。

发现谭家坡1号窑的重要消息传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和冯先铭两位古陶瓷专家再次赶赴长沙窑。

北京和湖南的专家分头展开发掘，周世荣开挖的地点就在石渚湖和湘江交汇处的石渚大桥之下。一同发掘的还有他北大考古训练班的同学，后来担任了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高至喜。

此次发掘，挖出了多件珍宝文物，除了之前已有出土的釉下褐绿彩瓷器，首次亮相的是从高至喜的探方里出得最多的诗文壶，以及周世荣特别